"To strive, to seek, to fine, and never to yield."
-- Alfred, Lord Tennyson, “Ulysses”
循規蹈矩地過日子、因不治之症所剩時日無多、被家庭或另一半牽絆、懷有未竟的夢想鬱鬱不得志…
這的確是許多老梗勵志電影的必備公式，雖然還不是十分明顯，但我認為這也是已經發展到可以成為類型電影的一種文類（genre，一時還想不到比較好的譯詞），而每隔幾年，電影市場上總會出現這樣的片子，雖然不一定每部都會被引介到台灣，但網路的力量無遠弗屆，總是有許多被打動的心靈幫忙口耳相傳。
8月2日星期日那天，朋友Maggie在facebook上推薦了我這部電影，因為我們同是對人生懷有夢想但又掙扎著的水瓶座，每隔一段時間就有被世界束縛的感覺和對自己懷抱希望的兩個極端在擺盪，自然遇到這樣的故事就應該相互分享。
「遲暮」，這個兼具時間和空間感的詞，在電影的最後十分鐘，透過冰島高緯度的大氣光線、蕭瑟的地景，和兩位依偎的老人，轉化為充滿情感渲染力的電影音像，讓陪同葛果媽媽走完這段人生最後故事的觀眾們，難以忘懷。
它不像《The Notebook（手札情緣）》那樣，有精湛的電影技巧和敘事；同樣是描寫老年人的生命與愛，《Mamma Gógó》寫實地呈現冰島的家庭和親子關係，透過導演自敘式的片段，講述了一個不論在哪個社會裡都可能會發生的情境──得了阿茲海默症的母親，和她飽受壓力的家人。
電影代理商顯然在行銷上投注了許多心力，從譯名和精美的文宣、贈品及可看得出來；可惜的是，片名和文案導向奧斯卡金像獎與導演媽媽之間的拉鋸，敘事觀點或許會令人以為是導演本人，以及放在他天秤兩端的「大獎」和「媽媽」。但電影的中心顯然是媽媽葛果本身，這位在片頭以睿智優雅的姿態現身的老婦人，不斷經過記憶與時光的錯置後，成為你我生命經驗中都曾遇過的平凡老人，帶著令人有些生厭（出於害怕死亡）的氣息。
但，究竟是死亡比較令人畏懼，或是老化？
這部電影透過兩個家庭的交會，和阿茲海默症的影響，有著記錄片般的寫實感，也具有電影藝術的畫面和聲音美感。第一個家庭當然是葛果媽媽的家庭：她、已逝的老公、寵愛的長子、和較不受重視的長女、么女；第二個家庭是導演自己：身為一家之主的他、平凡的主婦老婆、和懵懂的兒子。導演要背負自己家庭的生計和自己的理想，卻又無法捨棄他生根的原初家庭，和摯愛他的母親，即便那個家庭已經幾乎不存在，世代交替後開枝散葉的子女，又怎麼可能緊緊被綁在父母上一代構築的家庭中？這是所有文化裡都在發生的事情。
誤讀。文學理論家說，任何一種詮釋都是誤讀，因為作者原初的本意已經不存在了，並非讀者（不論他們專業與否）們所能觸及。而我想到的誤讀，是多年前旅遊節目Lonely Planet（現已改名為Global Trekker）尋訪舊金山的那一集，拜訪了城市之光書店和Beat Generation凋零的老詩人時，他說：「We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the Beatles!」
近代史上，六○年代可說是某種可以「文藝復興」來形容的年代；在世界政治的版圖上它是兩大強權競爭的年代，其詭譎不安的氣氛和不弱今日發達的媒體，讓世界的聲音只剩下美國和蘇俄兩個南轅北轍的音調。文化上，卻因此有了嬉皮、New Age、Woodstock、搖滾樂和Beat Generation，它們影響了美國的流行文化，更成為當代全球化／美國化底下各種方興未艾的藝術形態，大爆炸之前潛藏的能量伏流。
由二戰後嬰兒潮青年所構築起的那個年代，無疑是美國文化裡的黃金年代；這些充滿創作能量的年輕人們，看見上個世代戰爭後仍未重建起的秩序、在一片混亂的社會情勢底下，沒有依歸的生活，逼迫他們嚎哮、吶喊著連結最真實的內心自我。他們沒有訴求，而是尋找一個敘說情緒的方法──透過文字，透過詩。
太多當代的電影和記錄片試圖爬疏它的歷史，使得一開始看到《Howl》的預告時，以為它只是另一部探討Allen Ginsberg生命與歷史的電影作品，這句話並無貶意，因為在台灣關於六○年代美國文學的資料並非沒有，但多數都是比較學院的翻譯或論文。艾倫金斯堡在台灣並非沒有名氣，搖滾樂史和嬉皮文化和LGBT運動總是會記上他一筆，更不用說某些版本的高中英語課本還有相關選文。但真正存在他文字背後的時代和社會意義，不只是當時美國主流社會不懂（如電影裡呈現的那樣），對於現在的台灣觀眾來說，和「後現代主義」這五個字一樣難以理解。
在這方面，電影《Howl》採用了乍看更為曲折難解的意識流動畫手法呈現，但隨著電影進入尾聲，觀眾雖不一定都讀過原詩，但藉由影像呈現的文字意境，以及演員James Franco化身為Allen抑揚頓挫的唸讀，感受是震撼而直接的。
In the streets our hands are lifting, as we lose our inhibition
Celebration, it surrounds us, every nation all around us [1]
如果這世界上有一種體育活動，可以超越種族、國家、政治而使所有人投入其中，並且同時創造社會、經濟、科技和文化價值，這會是怎樣的一種遊戲（Games）？
足球，應該是唯一的答案，可以達到這樣偉大的目地和成果。四年一次的世界盃足球賽，同時讓全球一半以上的人口，見證了人類在達成「萬眾一心」這個烏托邦的目標上，卓越的成果。
足球的興起和流行，與飛機、傳播科技一樣，都不過是最近一百年裡的事情；然而對於創造了這個星球當今樣貌的人類而言，在戰爭、能源、糧食、經濟等種種使我們倍感生存壓力的問題中，誰想得到一項單純的運動競技，竟如文學與藝術一樣，能成為心靈的寄託，打破種種藩籬。
對那些相信其中一方是正義的代表，另一方是不仁的壓迫者，而且戰鬥必須堅持下去的人來說，誰殺了誰正是關鍵所在。…在參戰者眼裡，死難者是誰無比重要。
──Susan Sontag，《旁觀他人之痛苦》。台北：麥田，2006
對於一個像我一樣在都市裡長大的普通台灣小孩來說，我們的成長過程裡，除了從幼稚園開始之後必學的官方語言──國語──之外，或多或少會從家中長輩那邊學到另一種母語：台語、客語、甚至是外省方言等等。孩提時期在學校並不在乎誰是本省人、外省人或客家人，直到小學五年級時，因為重新分班的關係有了新同學，才第一次遇見所謂的原住民，以及認識到原來真的有漢人和原住民的分別存在。
新的同學首先引起我注意的，是她姓「巴」，她是一位有著大眼睛、深邃五官和黝黑皮膚的女孩，有個妹妹在同校念四年級還是三年級的樣子。新分班的時候，班上所有人都注意到她特別的長相，而在第一週上課自我介紹的時候，才由她自己說出她是魯凱族的原住民。當時也不覺得原住民和我們之間有什麼特殊的分別，只是長相比較不同，大家依然同樣地上課下課，而且對五年級生來說，男生女生之間小團體和吵吵鬧鬧，遠比關心原住民同學和我們的不同來得重要多了。
這是我所記得最早的，遇見並認識原住民朋友的經驗。
債的概念，與所有財務安排一樣，與所有道德行為的規範一樣，事實上也與語言本身一樣，是人類社會的一部分；而人類社會是一組複雜的想像構造。心理構造變化萬千，對心理構造為真者，對債也是不假；既然它是心理構造，我們思考的角度將改變它的運作。頁196
虛假的金錢，真實的危機（金融危機overview）
自2007年美國次級房貸危機發生之後，一連串的全球性金融衰退，讓所有與這個體系掛勾的每一個人（幾乎是全世界的每個人），都深刻體會到自身在金融海嘯只能無奈地隨波逐流，整個經濟體系的崩潰在學者、資本家、投機者的操作下，斗升小民只能無奈地接受通貨膨脹、失業和稅金被拿去餵養資金黑洞的怪異現象。經濟學已不再是學院裡的理論，而是實際生活嚴苛的挑戰。
這一切怎麼發生的？
金錢（鈔票、硬幣、存摺裡的數字）從來就不是真實存在的東西，這點在中學時期我們就曾學到，公民與社會裡的「金本位制」，對一心只有聯考的學生來說概念太過複雜，亦不必要。千辛萬苦考上大學，若非商管學院或者是營養的通識學分，大學生也不太選修經濟學相關課程；直到畢業後面對就業與貸款的問題，成為失業率數字一部分的我們，看著接連倒閉的銀行甚至國家，以及越來越少的機會和越來越低的起薪，在實際不過的「賺錢」這件事成為切身的壓力。
一陣子沒有接觸國樂，因緣際會下拿到這次演出的票，決定走進同樣陌生許多十日的觀眾席，靜靜聆賞。
做為一個政府主辦的職業樂團，台北市立國樂團長久以來在年度演出的部分，規畫出已頗有歷史的一套傳統：上半年的傳統藝術季，以及下半年的年度樂季。藉由一系列的主題音樂會組合，以及定點和巡迴的方式，參考西方職業樂團的經營模式，或許可以是國內各個大小樂團參考的方向。
「跨越三」音樂會巡演台中及高雄兩場，高雄這場似乎是採索票及校園贈票的方式，因此在幾乎70％的滿座率中，青少年學生（想當然耳都是國樂班或音樂班）佔了其中的一半以上。很驚人的一點是大部分學生都是呼朋引伴前來，沒有老師或家長陪同，因此觀眾席的秩序並不是很好──至少就我坐的二樓位置而言，整場下來，觀賞表演的情緒經常被學生的說話聲打斷。
既名為「跨越」，演出內容也的確在格局上有許多突破。音樂本身依然是十分傳統的，樂團基本編制都還是傳統國樂，低音部採用革胡、倍革胡，只有定音鼓和豎琴是唯二西樂樂器。「跨越」的部分則在曲目及獨奏音樂家身上：有當代作曲家以東西方特色為發想創作的新曲目、瞿春泉改編拉威爾《吉普賽人》的小提琴國樂協奏版、以及邀請杜沁澐共同演出的三首協奏曲目。對於不常接觸國樂的人，或者初學國樂的學生來說，這場音樂會的內容呈現了當代國樂正積極嘗試發展的一個面向──東西方音樂的協同與融合，是非常值得注意的。
上半場三首為完整、大編制的正式曲目。開場以盧亮輝《祭樂歡舞》引入節慶氣氛，這首以原住民歌謠為藍本發展的曲子，首段快板前面十幾小節，各聲部內容略顯薄弱，但在各自交疊、發展的過程中，呈現了豐富亮眼的色彩。盧老師在吹管部一向能充分發揮各種管樂器獨特的音色，同時兼顧樂曲的協調；彈撥在連接第二段慢板的部分，增加許多流暢度；第三段再度回到節慶歡樂的氣氛，打擊部幾乎全員投入，精準的拍點以及樂團全體共同拱出原住民祭典的繽紛壯麗。整首曲目呈現了非常台灣本土的音樂特色，用國樂呈現民族風旋律，是優秀的開場曲。
人類文明也同樣遲遲不願放棄地球無限慷慨的神話。我們拒絕尋找相反的證據，只願相信資源存在。
我們抽取地下水、將河流改道，相信人類可以無限擴張、供給會源源不絕。現在住有世界半數人口的國家地下水位都急速下降了，我們已嚴重透支。
──Barbara Kingsolver，《國家地理》雜誌中文版四月號
1970年，在美國的紐約和費城街頭，一群社會運動人士手持標語，透過遊行和演說活動，對全美國的公民和政治人物宣示，他們要一個「健康且可持續的環境」，並且在一系列的行動串連下，促成了後續各個環境相關法案的通過，以及美國社會工業化以來首次由草根發起，對環境議題發出不平之鳴的大型活動。當時Rachel Carson《寂靜的春天》出版進入第六年，戴奧辛和除草劑仍在世界各地被使用，人類正準備迎接第一台電腦的來臨…
歷史弔詭之處在於，現在看來當時的環境汙染絕對比不上現今各種資訊設備生產鏈的廢棄物、核能與貴重金屬的開採和提煉，還有食物和商品包裝所製造的大量垃圾。物質文明的進步，追求欲望滿足和衛生便利的過程，帶給人類的是更快速的製程，以及更多的污染。
Frank Herlihy: [to Bertram about his ability to see ghosts] Everybody needs something done and you're the only person who can see or hear us.
──Ghost Town, 2008
死亡永遠是人類最深沉的恐懼、難以面對的課題；但死亡也總是無時不刻在發生，端看什麼時候會輪到摯愛的親朋好友，或是我們本身。
死亡也帶有一種詭譎的二元性：對未知的恐懼與對更好生活的期待。現實的世界永遠那麼真實，在各種肉體的需求與心靈的慾望之中，人們總捨不得放下所擁有的歡樂與美好，同時希望獲得更多。我們害怕死後未知的世界以及被俗世所遺忘和捨棄，但我們又懷抱著一個美好的想像，想像死後的世界是天堂、極樂世界、流奶與蜜的應許之地，而悲觀些的人則認為，再糟糕也不會比這個充滿各種壓力、情感糾葛、物質慾望的現實更差了。
因此，當死亡成為藝術表現的課題時，也在恐懼與期待之中化成美好的天堂或醜惡的地獄，「人」在其中則以「鬼」或「靈魂」的型態幽幽出現，在天使和惡魔的夾道下狂喜或哀嚎…。更常見的另一種表現方式，則是鬼魂死後依然與我們並存，在現世裡遊蕩追尋，試圖重新與我們連繫、溝通、了卻心願。
「不如去反省為何身處於同一張地圖上，我們如此矜貴，他們如此潦倒──我們可能不願意這樣想像下去吧──這種我貴他賤可能是血肉相連的，因為少數人的優裕可以導致許多人的窮愁困蹇」──Susan Sontag，《旁觀他人之痛苦》
此時，窗外依然狂風豪雨大作，隨著時間過去，整整兩天的時間從中颱到輕颱，天氣卻並未隨著颱風中心的出海而好轉多少──至少對中南部的民眾而言，夢靨仍持續著。
或許是這個夏季太過長久的熱浪，加上媒體開始炒作的限水議題，讓台灣的人民在颱風來襲之前，失去了以往對這類天災的警覺心。隨著颱風一步步逼近，讓人關心的話題竟然是禮拜五要不要休假？該如何慶祝父親節？
我有一位同事在得知放颱風假之後，星期四下班就直奔高雄。而當晚我也同樣稍稍利用提前來到的小周末，跟朋友去看午夜場電影；從北投到信義區來回的過程中，著實有體驗到這個中度颱風外圍環流的威力。然而是周五真正回到高雄之後，才感覺到這次的颱風的確沒有開玩笑，或許真的有替台灣帶來水氣，但其災情也是如滾雪球般越滾越大。
從禮拜五下午到現在（禮拜六入夜），風雨整整24小時沒有停過，今天白天一度風大雨小，而此時又是風雨並作。透明的玻璃窗被雨水流淌成白色琉璃般模糊，更遠的馬路上一陣陣隨風飄盪的雨霧橫掃，行道樹的樹冠更是一直呈現45度斜角的情形，沒有中斷。一整天的時間我都在網路跟電視機前交替著，看最新災情跟天氣預報，而隨著畫面跟文字的報導，加上窗外的風雨聲不時有突作的震報聲，心情越來越令人感到沉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