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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兩天送公文的時候，在二科被叫住，問了這樣一個問題：如果你是文化局長，你會怎麼做？
事情的前因後果是，剛好幫聖明送文，他說秀貞姐有個問題在問，「古蹟或者文化資產這些東西，要怎麼樣才會讓你們年輕人更想主動參與？」
「多辦活動吧，」我說。我稍微提了一下之前去駁二值班、還有上次說故事遊舊城的經驗當例子；個人覺得要提升民眾參與度，最快的方法就是辦活動，加上適當的宣傳。「哪一類的活動？」她再問，「硬體的部分要如何配合？民眾來了之後呢？」
後來大概有二十分鐘的時間，一段頗激烈的討論就圍繞著這些題目開始發展。每次我一舉例或者表達想法，就會被秀貞姐更激烈直接的問題打回來；我們討論的不是古蹟跟文史維護的問題，而是現行的、由政府做帶頭的這些「文化活動」，背後的意義在哪裡？如果今天不是政府用公家的經費去挹注，一個完全沒錢的文化據點如何經營？高雄這麼多的各種「文化據點」和活動，做到最後真的實現了主政的文化機關原本的使命嗎？
文化機關的使命是什麼？如果你是文化局長，你會怎麼做？
當下沒有預料到會有這麼尖銳的問題，其實我也沒有辦法回答這些事情。從我下單位以來，對這些文化局辦的活動的確覺得有些問題，但其實我覺得以高雄市文化局的資源來說，都還算是頗有成就，局內大多數的公務員也都對文化議題有所關心。但秀貞姐的問題，就我的理解，似乎是大的文化政策的方向並沒有明確的定位（不論是中央的文建會或地方的文化局），像她們這樣基層的承辦人，在面對不同領域的文化議題、事件和民眾的壓力時，該怎麼去回應？從事文化相關事業的人們，內心深處應有的信念是什麼？
例如，現在政府不斷在改寫文化資產的定義，幾乎各式各樣的主題，只要加上「文化」兩個字，就可以變成地方文化館、可以變成古蹟、可以變成觀光景點、可以變成滾滾而來的人氣和錢潮，而所謂「文化創意產業」，用文化來賺錢，就該這樣實現，就是台灣未來發展的趨勢。
真得是這樣嗎？我不知道，可是表面上看起來，台灣太多所謂的文化據點都用同樣的模式再複製，而最終目的都脫不了賺錢。我們或許有了許多數量上的文化成績，但實質上我們有創造出屬於地方跟島嶼的文化特色嗎？我們有給未來的子孫留下一種可以引以為傲的存續，達到「人文教化」的終極目標嗎？
這不只是秀貞姐的疑問，也是我希望有一天能回答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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